来源：《芳草·文学杂志》2014年第05期
栏目：中篇小说
楚米镇最初是一条小街。小街中线是两村分界，北边石爬村，南边烂坝子村。分界线上原先有一块界碑。当年石爬村和烂坝子村争地打架，每次打架必有死伤。界碑今天移过来，明天移过去，还不时被推倒砸烂。传说明成化年间，知县来楚米解决争端，在界碑下砌一间小石屋，把一个行乞至此的叫花子关在里面。叫花子不再是叫花子，被尊为路神。界碑有路神保护，再也没有人敢搬动，地界也不争了。
一九九六年街道改造，将泥土路改成水泥路，铺水泥前把街面铲平铺大石作路基，界碑处的土被运走，有人说亲眼看了，没见到骸骨也没见到棺材什么的。但这并未消除大家对路神的畏怯。水泥地铺好后，原界碑处有一块与众不同的痕迹，晴天是湿的，雨天是干的，天气越晴朗，湿度越明显，雨越大干得越厉害，痕迹有半张桌面那么大，勉强像狮子。
桑原是在楚米镇出生的。他早就定居别处，但他觉得自己是楚米人，不是别处人。一九八三年，桑原考上警校。父亲桑家政叫他补习一年考大学，他没答应，只要能考上学离开楚米，甭管警校农校商校粮校他都去。一九八四年，小公社改称乡，大公社改叫镇，大队改叫村，生产队叫村民组。桑家政在这一年被提拔为吉水县武装部副部长，时年五十二岁。第三年，母亲因学校超编退养，办完手续后到县城和父亲一起生活。桑原的弟弟桑树在这一年走后门得了个工作也到了吉水。桑原回家探亲时只能到吉水，他不大习惯，他高考时在吉水住过三天，在此之前没到县城去过，他总感觉县城这个家是临时的，是陌生的，他常在梦里看见自己无家可归。
桑原的破碎感远没有就此结束。一九九二年，父亲退休了，退休后一个人回到楚米。他声称不需要任何人和他一起回去，因为他回去是有事情要做。桑原回吉水，父亲不在家，感觉这个家很不完整。他到楚米去看望父亲，又觉得这儿根本不能称为家。没回到楚米时，心想一定要陪父亲在楚米住几天，来到父亲的屋子里，他觉得一天也住不下去。父亲的房子在楚米河边，打开门就能看见闪着波光的河水。桑原很喜欢这条河，这条河曾给他带来无数欢乐和浪漫的遐想。但父亲屋子里乱七八糟的东西让他感到痛苦：被老鼠啃过的红苕，已经发芽了。掉了一半扣子的衣服挂在柱子上，脏兮兮的。裹满黄胶泥的大皮鞋，硬邦邦干翘翘的。还有透风的板壁，可疑的水瓮，凡此等等。
楚米河之上，有团林、冯家湾、尖山坪、牛鸣塘、苦竹坝十余个村落。再往上几十里，是三县交界的燕毛顶。燕毛顶路径崎岖，三面绝壁。岭北悬崖上有瀑布垂下，在山谷里日夜轰鸣，崖壁上刻了五个字：青泉石上流。说这是楚米来的一个读书人，看了悬崖飞瀑后题写镌刻的。燕毛顶以前是无人区，山林土地都没有主人。光绪十年，有四川綦江人寻找丹砂至此，以为这是世外桃源，把三亲六戚全都迁来，前后迁了三百户。他们在燕毛顶开荒种地，自成一体。可惜好景不长。民国九年，顶上遭受严重虫灾，庄稼绝收，树木死亡，水井干涸，加上土匪骚扰，顶上人纷纷外迁，燕毛顶又成了无人区。直到十年后，才有杨姓、梁姓、王姓等三户人家迁入。因为地广人稀，抓兵派款派不到他们头上。这样悠闲地过了几年，迁入的人家逐渐增多。他们再次自成一体，整修山门，组建自卫队，抵制派款，抵制抽壮丁，不出伕差，拒交厘金，不入户籍。不入户籍，就不是这个国家的人。
因为高度自治，他们日渐富裕。县境交界处土匪猖獗，有一股势力强大的土匪想抢下燕毛顶作营寨，四次攻山，四次被击退。自卫队毫发未损，土匪死了十余人并伤及大半，从此再也不敢骚扰了。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国人欢呼雀跃，其他乡镇庆祝抗战胜利时没有邀请他们，因为他们既不在户籍上，也没上缴过税款，“不知道他们是哪国的”。燕毛顶有种被抛弃的感觉，既惭愧又失落。第二年春天，由燕毛顶出钱，团林出房屋，从楚米请来先生，在团林的楚米河边设学馆。学馆和私塾不同，私塾只教儒书，学馆增设算术。学馆开张后只来了七个学生，有三个是燕毛顶的，有两个是团林的，剩下两个分别是冯家湾和苦竹坝的。他们都是上过私塾的学童，小的十二岁，大的十五岁。在地里刨食的人对读书没什么兴趣，说读书读不饱，要吃饭才吃得饱，读过几年私塾会写名字会简单记账就行了。
梁大匀是被他父亲梁丙安押送到团林学馆的。梁丙安是燕毛顶自卫队队长，他曾送梁大匀到山下读过私塾，别的孩子三天能背一篇课文，他三天只能背个题目，气得梁丙安把书丢进茅坑，“他娘的永远是个生毛货，笨猪脑壳！”但时间一长，又不甘心，他把儿子带进堂屋，敞开堂屋大门，把一根长扁担横绑在儿子双臂上，再用黄荆条追着抽打。梁大匀跑到大门口，上身一歪，长扁担顺着大门钻出去。梁丙安打儿子相当于智力测验，打完后再次把儿子交给先生，对先生说：我还说他笨，他不笨呀，我在堂屋打他他都晓得逃生，先生你给我好好教，不好好学只管打，打死了不要你负责。梁大匀上了几年私塾，总算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背了下来。到了十四岁，先生说我再也不能教你了，我能教的都教完了，你要么去上新学，要么回家耕读。事稼穑，丰五谷，这点文化也是够的。梁大匀给先生磕了三个响头，欢蹦乱跳回到燕毛顶，他宁愿上山砍柴或者耕地耙田，他和书呀笔呀纸呀有仇，看到它们就心烦。没想到才高兴一个月，父亲又叫他到团林入学，他连连说“气死我了，气死我了。”跑到山上躲了两天，饿得头昏眼花才拱出来。梁丙安之所以逼他读书，是他知道读书的重要性。燕毛顶土匪攻不上来，但抗税和抵制编户入籍并非易事。前不久县长亲自带督察长和行政课长来到燕毛顶，加委梁丙安为燕毛顶剿匪大队长，负责燕毛顶一带安宁，保护山下过往客商安全。梁丙安不想答应，这顶帽子对他、对燕毛顶意义不大，反倒是有了这顶帽子，就得服人家管。县长一眼看出他的心思，答应和他签订文书，燕毛顶仍然可以不出伕差、不入户籍，一切照旧。县长是个白面书生，说话文绉绉，手无缚鸡之力，但梁丙安觉得这人有股气势，他在言谈之间，会让你总是处于下风。梁丙安的苦心和苦恼，梁大匀不懂，即使懂也觉得不关他的事。在前去团林的路上，他满脑子都是对父亲的怨恨。迫于父亲的权威，他不敢大喊大叫，只敢小声嘀咕：“没见过这种人，逼人家读书！”
梁丙安和儿子告别时叮嘱道：给我好好学，学好了我抬轿子来接你，不好好学中途跑回来，我用棍棒接你。梁大匀不点头也不摇头，梁丙安厉声问：听见了吗？梁大匀不耐烦地说，晓得了。梁丙安对先生说的话，和几年前说给私塾先生的一样：他不笨，先生你给我好好教，他不好好学你尽管打，打死了不要你负责。但这次他碰了个软钉子。先生说：我从不打人。梁丙安想辩驳一句，不打怎么行，黄荆棍下出好人呐。看到先生和县长一样，也有深不可测的眼神，他没把这话说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