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河沿街上，当年的代州会馆在路南往东方向167号（清朝时叫168号），解放后改叫椿树街道后铁厂胡同一号院，也就是今天工商银行宣武支行后面那片。是一处非常显眼的会馆，光房屋就有69间半，四进四出院落。会馆主人就是唐朝名相狄仁杰的后代、笔者外婆的亲二爷，曾任民国教育部视学兼普通教育司主事（1915—1931年在位）。外高祖父带家眷住在这里，他的孩子（我的外曾祖父）就出生这里，会馆是自己的私产。中国近现代史上不少名人曾住在附近，如林则徐1813年来京住在莆田会馆，后自己筹建福州新馆；番禺会馆是诗人龚自珍的故居；广东会馆是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戏剧家、戏剧理论家、美学家李笠翁（李渔）的故居，即著名的芥子园；康有为和他弟弟住在南海会馆；梁启超住在新会会馆；谭嗣同住在浏阳会馆；外高祖父的同事、部下鲁迅在绍兴会馆住了7年半，他的弟弟周作人从老家来了也住在这里，后来才在京购置几处房产。民国重要政治、军事、文化、教育人物从前门站下车后，几乎都途经这里。孙中山1912年两次进京到粤东会馆、香山会馆、安庆会馆出席招待欢迎会；胡适从美国回来住在最大的安徽会馆，安徽会馆是当年李鸿章淮军集团重要将领的活动基地；蔡锷和小凤仙从云南来住在他家乡的会馆；陈独秀从日本留学归来住在泾县会馆，李大钊经常来和他谈工作，晚上在会馆过夜；1922年春，在北京山西会馆的一次聚会上，高君宇结识了石评梅，共同的进步追求和兴趣，使二人由相识到相恋。毛泽东也从湖南来了住在湘乡会馆；赵世炎和孙炳文住在四川叙府会馆，朱德来京找党组织也住在那里。以代州会馆等几家会馆为中心的西河沿街，成了一个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地带。许多年后，有的成功人士互相见面，追忆往事，会馆经历成为他们的一个话题，原来就相隔几百米或几条街居住。他们中很多人在那个时期接受先进思想，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改变了他们的人生。令人叹惜的是，这些会馆大都在十几年前开发商的热潮中被拆掉，只有湖广会馆等几所会馆保存比较完整。
我每次来这里挖掘历史，都会被会馆里发生的故事所震撼。1922年，20岁的沈从文怀揣7块6毛钱，从湘西坐几天的硬座火车来到繁华的京城西河沿，在代州会馆附近住下来，开始了他的“北漂”生涯。袁世凯的表弟张镇芳也看对了西河沿这块风水宝地，创办了盐业银行，聘任吴鼎昌担任总经理，吴后任国民党实业部长和外高祖父同属留日学者，官场也有交往。代州会馆里住着许多忻州籍军事将领，难免有巨额军费和私人钱财和银行来往的。西河沿街西面靠近前门的57号院，我去采访过老住户，原来还有关帝庙后被拆，一般山西会馆附近或者院内都有关帝庙，紧挨代州会馆的萧山会馆并无代州会馆规模大，因晋商有钱修得气派，更因他的女主人闻名全国，男主人是书圣王献之后裔、外务部主事、庚辰年进士王履咸，他的夫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留日学者、同盟会会员、革命侠女秋瑾。1907年秋瑾任大通学堂督办时，当属外高祖父的同僚和部下，加之都有留日背景经历，两家也相距不远，交往肯定有过。代州会馆所在的西河沿街上的林家大院，现在得以保护下来，是因为大院第三代人林炎志父亲曾任中央领导的保健医生，加之院内住过著名科学家蒋筑英，很多国家领导人曾来参观过此院，经过一场官司才幸存下来。这一带还是八国联军首领瓦德里和一代名妓赛金花姘居的地方。由此可见，清顺治时诗人王海洋《同人集河楼下》描写的西河沿“下直经旬发布梳，河楼高会剪春蔬。已喜绿蒲藏睡鸭，更烧红烛射游鱼。玉河杨柳见飞花，露叶烟条拂狭斜。十五年前曾系马，数株初种不胜鸭”，真是名不虚传！
笔者作为代州会馆主人直系后裔，多次赴京找有关部门或实地考证，并斗胆上书求助于刘云山同志，初步对代州会馆积累了一些资料。在外高祖父执掌会馆的几十年里，正是军阀混战时期，这一时期进京谋求发展的代州、忻州籍文人武官比比皆是，不乏阎锡山、续范亭、徐永昌等杰出名士进京办事在此会见乡党。据史料记载，1895年甲午战败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全台会馆周边的新会会馆、闻喜会馆、代州会馆等均发出了反对割台议和的声音。民国初年，国民党辛亥元老、一级陆军上将徐永昌从大同坐车南下途经阳明堡，驻军营长李服膺拦车求见，徐永昌一看是崞县（今原平市）同乡，于民国初年在北平代州会馆相识，两人在饭桌上高谈阔论，格外亲热。徐永昌1916年从陆军大学毕业后，自愿留京，北平代州会馆便成了他常去会老乡的地方，在哪里结识了续桐溪（崞县人）、李鸣风、弓富魁（崞县人）、胡德夫（五台人）等人，他们都是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起义，又都是阎锡山的政敌。阎锡山为了保存实力拥护袁世凯，而他们反对袁世凯，还策划在晋南举行武装反阎起义。据《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记载：
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当国，派人到河东和解讨袁的同盟会革命义士，电召李鸣风入京，复少将职并充任陆军部咨议。同年冬天改选参议员时，阎锡山令其死党以金钱活动，对续桐溪大肆打击，但因多人同情续，续仍当选。阎为了根除异己，以免后患，1918年一天，阎锡山派宪兵换成便衣到北平“代、五、崞、繁会馆”密捕续同溪。续越垣逃走，李鸣风（字岐山，安邑人，同盟会员）、贺炳煌（定襄人，留日学生、同盟会员、女儿嫁梁化之本家伯伯儿子）被捕。
可见，那时会馆里不仅住着躲避阎锡山抓捕的反袁革命义士，同时也隐藏着阎锡山的死党。《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还记载：
1912年，阎锡山由包头回到忻州，接到袁世凯“不准前进”的电令后，想方设法取得袁世凯的信任。这时，恰巧有一定襄人，名董崇仁，其父一向就在京城包揽皇宫工程，自幼出入宫廷，与内侍等人非常惯熟。并纳捐为候补道。袁世凯任北洋大臣时，极力拉拢和宫廷有来往的人，作为耳目，曾和董崇仁拜过把子。清退位后，董崇仁返原籍居住。阎探知董和袁的这层关系后，遂邀请其到北京向袁疏通，同时又派旧官僚谷如墉及孔庚和董一道，星夜进京谒袁，表达拥护诚意。加之孙中山为山西起义力争，电报达23份之多。并表示：“如不承认山西为起义省份，即使南北和议破裂，在所不惜”，态度十分坚决；加以董崇仁在京多方疏通，袁才于1912年3月，任阎锡山为山西都督。孙中山亲到太原鼓励革命人士。袁又曾拟调任阎为黑龙江都督。阎为巩固地位，不离山西，派人常驻北京，贿赂袁的亲信总统府秘书长向袁表示恭顺，消除袁对他的疑虑，调黑龙江之事，才做罢论。阎还将自己的父亲阎书堂长住北京，作为人质，以解除袁对他的怀疑。
由此可见，那时代州会馆不仅是阎锡山势力在京的办事处，是他死党利用会馆资源了解北京高层动向，认识在京的高层老乡资源为其巩固自己“山西王”的一个良好平台，同时也是反阎势力在京秘密聚会，策划推翻他统治的一个秘密场所。
徐永昌在会馆还遇到了上海时结识的孙岳将军。孙岳是河北高阳人，保定军官学校速成科毕业，曾任陆军部二等参谋，南下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任苏杨宁镇五路总司令兼17师师长。孙岳与徐永昌在会馆里多次来往，密谋了很多军事大事，成为生死之交。可见，民国时代州会馆还是辛亥革命时忻州籍和留学日本部分同盟会员元老，以及北方有爱国心的高级军官秘密聚会之地。中央文献馆保存的《原平革命斗争纪实》，其中第三章外公邢志尚写的《难忘的历程》中提到：
1932年门头沟3万工人大罢工后，因中共山西省特委陈伯英、孙斌等三位负责人叛变出卖，太原逮捕杀害了组织不少同志，其中一名叛徒以矿工身份潜伏到门头沟妄图摧毁那里的地下党组织，门头沟地区党的负责人王奎生（平遥人）恰恰认识这位叛徒，大家决心趁下井干活，除掉这个双手沾满同志们鲜血的叛徒，将尸体在巷道水坑里淹埋。大罢工的3位党小组领导人王景泉（张维汉）、赵公佑和我拂晓时分根据组织安排提前撤出门头沟，趁叛徒酣睡着三人悄悄在夜幕掩护下翻山越岭回到了北平，在山西代郡会馆落了脚。山西代郡会馆原是代县、五台、崞县、繁峙等县当年举人赴京赶考进士的居处，后来不知咋就让崞县阳武村大地主狄槐馨执领了此地。1931年后王景泉（张维汉）也就是我的表兄掌管此会馆，并另托他人代办具体事宜，正因如此，山西代郡会馆就成了我党的一个活动场所。黎玉（崞县人，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七大中央候补委员，抗战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解放后历任一机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顾问，全国政协常委）等崞县九个1931年在北平的最早党员号称“九穷”就长期住在这里。黎玉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主要负责人（当时北平特别市归河北省管辖），次日，听说我们安全转移回来，当天就赶到会馆问寒问暖，体贴入微。并让我们三人休息几天再去执行新的任务。我（邢志尚）不久就被分配到河北省委任交通员。在会馆里我有时化装成工人，有时扮成农民将密件夹在新鞋帮里，放在火车货架上，有时将密件藏在篮子里，装成走亲戚的样子，像演员一样，一次次转换角色。从代州会馆出发，路途上，躲过了警察一次又一次搜查，多次将重要情报和党的文件秘密送到各地党的负责人家。1933年，黎玉和张维汉根据上级安排到别的地方工作，希望将我带到身边工作，我则希望回到水深火热的故乡百姓中，在那里重新建立党组织，为家乡人民谋求出路。黎玉同志说道：“那也好吧！你回去后情况熟悉，崞中有不少进步同学和教员，这都是开展工作的有力条件，但最主要的是不要辜负组织对你的希望，这副担子很重。”表兄王景泉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志尚，你单独回去开辟工作，一定要小心，多加注意！”代州会馆里的依依话别，痛彻心弦，这一离开，在黑暗的国民党统治下，谁知哪年能够重逢呢？送走黎玉他们，我返回代州会馆，将一部英文大词典和一顶蚊帐包好到附近的杂货店卖下15个银元，准备好回乡的路费。赵公佑在会馆门口给叫了俩洋车夫准备送我上站。他将暂留会馆等待组织分配，我和赵相处一年，情同手足，两人洒泪而别，不想竟成永诀，就在我们分手后不久，赵公佑同志不幸被被警察盯上，在会馆被捕，后被杀害于南京国民党监狱。
从中可看出，代州会馆更是上世纪30年代中共河北省委的秘密活动的联络站，联系着包括北平市在内的河北省等大部分地区，此后会馆可能被国民党查封，再以后就不知流落何人之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