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那这样吧，你跟我去上海呀。我在上海也很孤单，也没有一个能说到一起的人。你到上海了，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说，我也可以跟你说，我们就可以好好聊天了。
父亲说，你跟我聊什么？聊电脑吗？我跟你聊什么？说种庄稼吗？
我说，聊聊你小时候的事情呀，听说你小时候最爱听老戏了，还会唱几句老戏呢，是真的吧？
说到老戏，父亲眼睛有一点亮了。父亲说，上海就不去了，你这几天帮我联系一下那个远房的表叔吧，他不但老戏唱得好，还有一套唱戏的家伙呢。好多年没有联系了，他应该也老了吧？如果他愿意，你就把他给我接过来。春天、夏天和秋天，都有忙不完的事，一茬子庄稼种完了，收割了，日子就过去了。只是这冬天到了，到时候冰天雪地的，没个地里活干干，闷得慌。正好可以凑在一起，唱几天老戏，也挺好的。
父亲七十三岁，牙齿一颗不剩，耳朵基本聋了，而且大字不识一个，看书写字那是天方夜谭。后妈去世后，我一直担心的，就是这样一个农民，他靠什么打发时光呢？也就是靠什么能够安度晚年、享受活着的乐趣呢？特别是冬天，一个农民没有地种，没有麦子收割，没有荒草拔，你让他的日子怎么过呢？
发现父亲惦记着老戏的时候，我悬着的心稍稍落地了。第二天早上，我买了两条子猴王烟，称了两斤红糖，买了两瓶陕西人爱喝的西凤酒，然后又借了一辆自行车，就上路了。我要到40里之外的地方，帮父亲寻找那个会唱老戏的表叔，找到表叔，把他接到我们塔尔坪，以后陪着父亲哼上几嗓子，也许我就可以放心地离开了。
表叔家在炉道乡，与塔尔坪原属于一个区，不是一个镇，却隔着两座山梁，讲话的口音也不一样，我们把“吃”说成“气”，他们说成“恰”，倒有点上海腔调。到了表叔家就等于到了河南，他家住在陕西与河南的边界上。我早晨起床时，父亲装上一袋子烟叶子说，这是用麻油推的烟丝，你捎给表叔吧。父亲说，多年没打过照面了，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他要是不肯来的话，你就说我想他了。
塔尔坪属于陕西省，在秦岭南边的山区。后来我查过地图，这地方虽然属于陕西，但是离河南非常近，一百多里路程，就到河南的地界了，所以我们收听天气预报时，不收听陕南的，而是收听河南的。村里人赶个大集，抓个猪娃子呀，买头小牛犊子呀，或者是牲畜配种呀，也不去县城，更别说西安了，基本是去河南。近一点的，叫官坡；远一点的，叫卢氏。听老人们说，在清朝时候这里确实归河南管辖。所以，父亲喜欢听的老戏，不是商洛花鼓，也不是陕西秦腔，而是河南豫剧，喜欢的也是旦角常香玉、陈素真、崔兰田，还有丑角牛得草。
我在很小的时候，塔尔坪还没有通路，外出时全走河滩，翻山时走羊肠小道。现在通汽车了，可还是没有班车，只有拖拉机；小时候没有通电，电视机基本是废物，再说也买不起。现在村子通电了，最大的电视也只有二十五的。用电池的收音机，一直是可以的，父亲是村里最早有收音机的人，用过的废电池舍不得扔，就在家里摆了一长串，成了最豪华的装饰品。收音机起初信号不好，收不到台，白天吱吱啦啦的，黄昏时分才会清晰点，再后来白天与晚上就能收到一个台了。
但是，那个时候日子过得好像十分快活，有许多娱乐项目。每年会有几场电影，放映员背着放映机，一个一个村子转，转到我们塔尔坪时，一般就是春秋两季，放电影的地儿基本放在野外草地上，特别舒服凉爽，春天山花烂漫，秋天果蔬累累。大家看完自己村子的，再跑十几里路，翻一座山，看其他村子的。电影一样，但地儿不一样，人也不一样，心情也不一样。看电影的那几天真像过年，大家都穿上新衣服，带着小板凳，装着瓜子，天不黑就出门，浩浩荡荡地出发。每次看完电影，就会传出谁家婆娘与谁家男人好了。好了，就是那个了，那个就是在庄稼地里睡觉了。没有电影看的时候，一到农闲，还组织办黑板报，或者在墙上画画，我们塔尔坪的一个光棍，在放牛时被牛把屁股顶了个大洞，他的英雄事迹，就像连环画似的，被画到墙上了，像是莫高窟里的壁画。到如今，我也不相信塔尔坪有这样的能人，因为村子里那时候，基本是父亲一样的文盲，没有几个人识字，别说画画了，应该从外边请来的吧？最热闹的，应该是自己排戏了，山里人不识字，个个却能哼几句酸曲，那年代唱酸曲是要被批斗的，所以就唱样板戏，有《智取威虎山》，最多的是《沙家浜》。塔尔坪这地方，只有一眼山泉，冬天冒着雾气，夏天凉得瘆牙，穿过林子汇成了一条小溪。所以，我没有到上海之前，一直没有理解“沙家浜”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因为塔尔坪的河边只有顽石，没有沙子；只有干巴巴的黑土地，没有密布的河道、水草与湿地。到上海后，我还把“浜”念成“兵”，被一个刚毕业的小徒弟嘲笑了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