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团中，与闻一多的慷慨激昂性格和诗人浪漫气质不同的是，北大化学系教授曾昭抡的故事更是为师生津津乐道。这位晚清名臣曾国藩的后辈沉默寡言，平时很少与人交际，只是专心治学，有时简直到了着迷的程度。尽管曾氏自少年就在长沙美国教会学校学习，又是清华出身，留美博士，但与其他留学东洋、西洋的学人大不相同。一般而言，凡留洋的学生总是西装革履，打扮入时，气宇轩昂，头发梳得油光发亮，一丝不乱。曾昭抡却反其道而行之，在穿衣打扮上，具有浓厚的中国乡村塾师的“名士”气。他所穿的大多是蓝布大褂，在外人看来总是皱皱巴巴，不太合身，且有些破破烂烂、土里土气，有时第三个扣子还要扣到第二个扣眼中，形成一个大斜襟。脸洗得好像不太干净，头发不整，胡子几天不刮，像个游走于街头巷尾的卖油条或煎饼果子的小商贩。脚上的袜子似是没有袜筒，只到脚后跟为止。鞋子更是玄乎得令人头晕，总是一双蓝色或黑色布鞋，且鞋子前后有洞，近似于后来的塑料拖鞋或凉鞋，只能趿拉着走路。鞋中袜子的前头总是被脚趾顶破而不补，形成了鞋前裸露脚趾，后头露着袜子甚至脚后跟的古代游方和尚济公模样。这副打扮，师生们见得多了也就习以为常，每次在路上见了只是悄悄叽咕一声“空前绝后”，一笑了之。但不明就里的人往往发生点误会，搞得双方都很尴尬。据联大学生何兆武说：“朱家骅做中央大学校长的时候，有一次召集各系主任开会，曾昭抡来了，朱家骅不认得，问他是哪一系的。曾昭抡答是化学系的。朱家骅看他破破烂烂，就说：‘去把你们系主任找来开会。’曾昭抡没有答话，扭头走了出去，回宿舍后，卷起铺盖就离开了。随后就在北大化学系做系主任。”
尽管曾昭抡为人低调，穿得破破烂烂，平时不哼不哈，但湘湖文化中的“吃得苦、挺得住、霸得蛮”的脾气还是一点不少的。由于此次朱家骅的冒失，使曾昭抡感到受了人格污辱。与许多官僚不同的是，他并不解释和辩驳，并且认为对这类高高在上的官僚政客解释一句都是多余的，且有损于自己的人格和尊严，于是闷头不响地悄悄卷起铺盖开路。这个作风很有一些“湘乡蛮子”倔强不羁的风格。
何兆武讲的这个故事应是1931年间的事。就在这一年，曾昭抡应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邀请，出任北大化学系教授兼主任。曾昭抡到北大任职后，所放的“三把火”，就是添设备、买药品、扩建实验室。据费孝通回忆说：“他为这个学科费尽心力，像一个妈妈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在我国把实验室办到大学里边，据说他是第一个。通过实际获得科学知识，他解决了这一个很基本的问题，抓住了要害。”在这个基础上，曾昭抡把在国外多年学到的绝招全部施展了出来，并天才地加以发挥，对各项事务作了彻底革新，使北大化学系无论是人才还是设备，一跃成为全国业内最强的一个系，受到全国教育界的瞩目和称誉。
按照曾氏的学生、1948年毕业于北大化学系，后为北大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苏勉曾的说法，曾昭抡“振兴北大化学系的功绩可与蔡元培校长改革、振兴北京大学的功绩相比拟。”这话或许有点言重了，但当年曾氏在北大化学系建设中的功绩确是名动一时的。
北大南迁后，曾昭抡率化学系一批师生来到长沙，继而随“湘黔滇旅行团”向昆明徒步进发。每天自清晨走到傍晚，曾氏不走小道捷径，而是沿盘山的沙石公路走，每当休息时，就坐下来写日记。据当时就读于北大化学系，随旅行团赴滇的学生唐敖庆回忆：“每天早晨，当我们披着星光走了二三十里路时，天才放亮。这时远远看见曾昭抡教授已经坐在路边的公里标记石碑上写日记了。等我们赶上来后，他又和我们一起赶路。曾先生每天如此，看来，他至少比我们早起一两个小时。”每到一地，借休整之机，曾昭抡还同闻一多等教授向当地军政官员、士绅与民众作政治文化方面的讲演，分析中国的国力、军队和武器，以及长期抗战中如何解决所需要的钢铁、棉花、酸碱、橡胶等物资的供应等问题，同时论证抗战必胜以及胜利后将需要大量人才，寄希望于当地青年与西南联大的学生等等议题。
在整个旅途跋涉中，旅行团师生们写下了一本又一本日记、观察心得和画作，学生钱能欣到达昆明后，将自己的旅行日记整理成《西南三千五百里》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歌谣采访组学生刘兆吉将途中收集的2000多首民歌，汇集成《西南采风录》一书，为当地的历史文化留下了丰富的史料。清华外文系学生、湘黔滇旅行团“护校队员”查良铮，也就是后来著名的诗人穆旦，以澎湃的激情和飞动的灵性，创作了名动一时的《出发》《原野上走路》等“三千里步行”系列诗篇：
出发
——三千里步行之一
澄碧的沅江滔滔地注进了祖国的心脏，
浓密的桐树，马尾松，丰富的丘陵地带，
欢呼着又沉默着，奔跑在江水两旁。
千里迢遥，春风吹拂，流过了一个城脚，
在桃李纷飞的城外，它摄了一个影：
黄昏，幽暗寒冷，一群站在海岛上的鲁滨逊失去了一切，又把茫然的眼睛望着远方，
凶险的海浪澎湃，映红着往日的灰烬。
（哟！如果有Guitar，悄悄弹出我们的感情！）
一扬手，就这样走了，我们是年青的一群。
而江水滔滔流去了，割进幽暗的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