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清明》1996年第06期
栏目：中篇小说
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们一家是这个城市的客人。父亲来自遥远的北方的一个山村，那里崇岭绵延山川奇峻，那儿的人的口音中有着金属般透亮的共鸣声；母亲的家则在北方的海边。父母的谈话常常使人想起电台的普通话广播，与父母的乡音相比，这个城市的话语则显得很急促尖锐含浑，给人一种舌头僵化的感觉。现在我已经习惯了这两种话语的操作，而且相当熟练，互不干扰。这一点上，我的父母远远的比不上我，他们在使用这个城市的口语时经常会窜入遥远的乡音。
我还知道，那个我从未去过的故乡的山村盛产柿子，一到秋天，黄土坡上那一簇簇矮树的枝丫上挂满了红红的果子。在我很小的时候，几乎每到过年，家乡就会有人给我家捎柿子饼——那种软软的黑黑的外面裹着一层细腻绵白的甜霜的东西。母亲用小竹篮盛了柿子饼挂在墙上，小心地收藏着，有客人来了，才拿出来让大家分享。
那些日子，家里终日弥漫着柿子饼的香味。我并不喜欢它。这个城市有许多稀奇古怪的好吃的东西，我的小朋友常常对我拿出来的柿子饼不屑一顾。我自己也吃怕了，以至于以后只要一闻到那股甜腻的香味，我的胃就会痉挛。幸好后来给我们捎柿子饼的人少了，再后来老家基本上断了往来。有时候，父母想吃柿子饼，遇到街上有卖，称了三斤五斤提回来。两人围坐在桌旁郑重其事地咀嚼着，仿佛想从中品味依稀的乡情。
“什么味道？怪怪的，不像老家来的。”母亲咬一口，疑惑地问。
“从前不是这样的，”父亲连连摇头，“不好吃了，不好吃了。”
当然不是老家出产的那种柿子饼，也许是记忆出了毛病，也许是他们的口味变了。本来高高兴兴的事，反而弄得兴味索然了。
父母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进这个城市，我却是在这儿生的。这两点对我都很重要，我既为自己的出身感到自豪，又对这个城市有着感情上的认同。稍大一点以后，我开始不屑听父母向我谈论老家，老家于我只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老家来的人身上穿着黑棉袄，油腻的领子，腊黄的牙齿，以及浑身发出来的辛辣的烟叶味，都让我心情压抑。我很为他们在同学面前露出乡下口音而难为情。对外我完全使用这个城市的语言，像一个纯粹的本地人。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城市真正的本地人是很少的，他们大都散居在这个城市的郊区，极大多数城里人是从全国各地来的。在我们所居住的院子里，饯家祖籍浙江绍兴，李家是四川绵阳人，赵家是江苏如皋人，周家好像是福建人。这是个移民造就的城市，每个人都可以说他是这个城市的主人，然而也都无权把这个城市窃为私有。
冬天的一个晚上，我记不清确切的日子了，那天我刚刚在课本上读到了鲁迅关于少年闰土的描述，不知不觉的对老家流露出朦胧的眷恋。
“我们什么时候搬回老家去住？”我问母亲。
母亲露出很惊讶的神态，一个孩子怎么有如此奇怪的念头？她停下手里的针线活，想了想，对我说：
“这件事要去问你的父亲。”
“你说什么？”父亲显得有些紧张，“你听谁说我们要回去的？”
父亲的样子让我害怕，我忙解释说：“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回老家不好吗？”
父亲的回答很干脆：“这儿过得好好的，回去做什么？没有人会赶我们回去的，只有有问题的人才会被遣送回乡。”
我感到失望和怅然。我想父亲大概没有读过闰土的故事，我想故乡对父亲也许并不重要。我为自己居然存有对故乡的眷恋可是父亲却置之漠然而流下了眼泪。
许多年后，在父亲心境黯淡的那些日子里，父亲常常一个人独自呆坐，目光呆滞思绪飘渺自言自语。一天，他念念叨叨地对母亲说：“在我死后，你们一定要把我送回去，埋到老家的土里。”这好像与父亲以前的那些言论有所悖离。他是那样的留恋着这个城市，进城以后再也没有回过老家。不过，我很快就想通了：父亲说的是在他死后，而不是生前。故乡对每个人是起点也是归宿。
我想，我死后不要回老家，那儿的山川树林河流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世界，它们使我感到恐惧和害怕。在那儿我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我将迷失在苍茫之中，成为无人知晓的孤魂。故乡很冷，冬天大雪纷飞天寒地冻。到了春天，人们把山羊赶到坟地上吃草，在人们的想象里，坟山上的青草一定比别处更茂盛更新鲜更柔嫩……
后来我不再想老家了，我长大了，我有许多事要去想去做。故乡成为一个遥远的故事。
我家在这个城市的一所院子里一住几十年。
这个院子的格局在南方大城市里是比较少见的：一片大得可以跑马的空地，呈马蹄形建了十几间平房，大门口有带石阶石柱的拱门，一色的青砖把院子严严实实圈了起来。据说这是清末一个武状元的私宅，也有人说是比武时驻兵的军营，门前的马路名为校场路便是一个有力的佐证。到底怎么的，就不去管它了。反正到人民政府把这些房子收归国有的时候，这里住的已是各色人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