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传奇故事（下半月)》2008年第20期
栏目：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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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29日，沉寂了300余年的圆明园遗址公园核心区域——九州景区，终于向世人展露出了它的神秘面目。
曾经目睹这座园林之率雍容华贵的欧洲人，誉其为“万园之园”，称园中富丽堂皇的景象难以用语言描绘，匪夷所思。然而，148年前英法联军的肆意破坏，使得这座神话般的园林成为一片废墟。
由此上溯160年——300年前——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那时的圆明园还在图纸上，康熙和大臣们正激烈地讨论，为此争得面红耳赤，终于在第二年达成共识，圆明园破土动工，历经六代帝王、150余年，才在北京城西北郊建成了这座占地350公顷、拥有160多处景点的皇家林苑。
但很快，这些沉醉在天朝上国梦想中的帝王就高兴不起来了一一来自欧罗巴地区的洋鬼子觊觎上了东方的这块风水宝地。于是，几代帝王耗费巨资建造的园林在瞬间成了残垣断壁，紧接着整个中华帝国也成了西方列强疯狂吞噬的一块肥肉。
在多数人的印象中，中国的衰落始于鸦片战争，而事实上，此前100多年的康熙四十七年已渐显衰弱之势。当其时，俄国的彼得大帝正南征北战，意图雄霸欧亚；德、意虽四分五裂，但人们却正期待着一个强有力的王者出现；大不列颠更是在孕育着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伟大的工业革命。
雄才大略的康熙帝，也意识到了整个局势的严重，他在用文治武功开创新王朝辉煌的同时，也开始对遥远的外面世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了打破与西方特别是正在崛起的俄国的交往障碍，他下旨创建俄文馆，培养翻译人才。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整个帝国的固步自封，这个新兴的语言学校发展至后来竟成为一具空壳。更可笑的是，俄文馆里到最后居然没有一人会说俄语！
康熙意欲同国际接轨而不能，帝国内部的一系列事件又摆在了他的面前：
困扰康熙多年的朱三太子案终于在这一年有了了结，可朱三太子以及南方尚存残明势力的阴影始终笼罩在康熙心头，挥之不去。于是在继续杀戮反清义士实行“治统”的同时，他加紧将“道统”收归己有，从此，在政治界与文化界，一个保守、庸碌的时代拉开了序幕。
与此同时，做了40年太子的胤礽对皇位的等待已渐失耐心，蠢蠢欲动。于是就在这年秋天，康熙下旨废除了胤礽的储君之位。可是随后的诸子争储令晚年的康熙身心疲惫，这种权力的传承使康熙痛苦不堪，也使整个帝国痛苦不堪，因为封建意识浓厚的康熙帝永远也不能使权力的传承走向立宪、共和之路，反而使这种封建权力的传承更加保守地封闭于后继者的意识之中，于是外面世界的转变如近邻的明治维新等把中华帝国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300年前的辉煌与无奈渐行渐远，见证了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圆明园静静地守望在北京城的西北角，而后人在仰望那个鼎盛王朝的同时，已能看到了这千里长堤的蚁穴之溃。如果康熙四十七年的一系列事件来个倒转，彼时的中国能与世界接轨，政治清明、文化先进，将是一个怎样的历史结局呢？
历史不能给我们答案，现实却给了我们思考，现在就让我们带着深思走进康熙四十七年，走进那个鼎盛而又遥远的年代。
俄文馆：斯语关乎国运
王学斌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的初春，寒气仍烈，暖意未萌，京城西安门内的天主教机构救世主堂（即现今北京的北堂）里，一位中文名叫张诚（其原名为Franciscus Gerbillon Joan）的法国传教士溘然长逝，享年53年。
消息很快就传至紫禁城内的康熙帝耳中。闻此噩耗，这位一向以坚韧刚强闻名的帝王也忍不住眉头紧锁、双眼湿润，陷入久久的回忆当中。
遥想整整20年前，30岁出头的张诚怀着对东方神秘国度的向往和肩负传播天主教义的使命，行程上万里，历时近两年，来到中国，觐见康熙帝。很快，这位年轻的法国人便得到了康熙帝的赏识，成为皇帝的几何、哲学教师，为其讲解欧几里得原理、古希腊逻辑等内容，并亲随康熙远征噶尔丹。康熙三十二年，康熙因操劳过度，抵抗力下降，身患疟疾，高烧不退，腹痛难当。就当时的医疗水平而言，这种病简直就如同现今的癌症一样难于治疗，这可急坏了当时的太医，他们个个心急如焚却又束手无策。就在众人认为只得听命于天意的时候，张诚献上了金鸡纳霜（又称奎宁，是治疗疟疾的特效药)。虽然大家对张诚呈献的所谓“良药”将信将疑，但形势危急，也由不得多作猜测，于是此药很快便送至康熙的病榻之上。奇迹发生了，服完金鸡纳霜后，康熙身上的高烧逐渐退去，腹部的刀绞之痛也随之不见。面对这位来自异国他乡的救命恩人，康熙重重有赏，特赐西安门内的一块“上佳地皮”给张诚，听凭他修建天主教堂，二人之间的友谊也由此愈发深厚。
当然，让张诚永垂于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事件则是康熙二十八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张诚亲历此事，并担任中俄谈判的中方译员，以日记形式记录了该条约签订的全过程。正是凭借在此谈判中的出色表现，张诚成为康熙御用的外事翻译。
常言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张诚去世后不久，康熙又接到了另一位自己信赖多年的御用翻译——葡萄牙人徐日升（其原名为ThomasPereyra）的辞职信。徐日升因年事已高、重病缠身要求辞去皇家俄文翻译的职务。短短几日内，连失两位重要的俄文翻译官，康熙异常郁闷，并且逐渐意识了到翻译人才对国祚将来发展的重要性。于是，康熙下旨创建俄罗斯文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西方语言文字学校应运而生。
其实早在明永乐年间，类似的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学堂已经出现。明永乐五年（1407年)，明成祖朱棣“因四夷朝贡，言语文字不同”，命礼部选国子监生蒋礼等38人学习译书，其机构名曰“四夷馆”，隶属翰林院。那时，明成祖虽已下令迁都北京，但一些朝廷机构仍在南京，直到永乐十九年方才迁至北京，四夷馆便设在东化门衢之南四寺（今南京中山门以西一带，毗邻钟山)。
四夷馆一开设便身具双重功能，它首先是翻译人员的专职机构，“凡四方番夷，翻译文字”。其次，四夷馆又是一所培养翻译人才的外语学校。根据当时主要的朝贡国家，四夷馆设立了蒙古（鞑靼）、女真（满族）、西番（西藏）、西天（印度）、回回、百夷（傣族）、高昌（维吾尔族）、缅甸、暹罗（泰国）等馆。于馆中学习的人员分为两类，一类是“译字生”，以学习为主，还有一类是通事，其职责是“通译语言文字”、“凡四方番夷，翻译文字”为主。
明清鼎革之后，清承明制，把四夷馆保留下来。但由于满族由关外入主中原，难免被人视为夷类，于是改名为四译馆，其办馆宗旨未变：“窃照四译馆之设，所以统率官生，辨习文字，达生教而柔远人也。”
接待外宾，是一门很深的学问，更是一件事关国体的重责，因此对外语水平的要求极高。而当时的清廷，翻译工作隶属翰林院的四译馆，接待外宾、贡使的差使却隶属于礼部的会同馆。同一项接待工作却分属于不同部门，造成了职能交叉、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等诸多问题，这让几任皇帝都大为光火。因此，清廷于1748年下旨：“提督四译馆，以今视之，实为废冗闲曾，无所事事，不如裁之为便。如以为应设以备体制，则不宜听冷员虚禀。其应裁应设，著大学士会同议奏。”
不久，大学士们便根据圣意，议定了改革方案。四译馆并入礼部会同馆，更名为“会同四译馆”，成为一个集礼宾接待、翻译和培养人才为一体的机构。
无论是四夷馆、四译馆，还是会同四译馆，都“以译远方朝贡文字”为己任，但这里所谓的“远方朝贡文字”，既有我国少数民族文字，也有周边国家的语言文字，如蒙古语、印度语、波斯语、缅甸语、泰语等，显然这些都属于亚洲语言系统，并未含有西方语言文字的元素。而俄罗斯语乃斯拉夫语系的一支，是欧洲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俄罗斯翻译人才亦即意味着学习西方语言文字。所以说，称创建于康熙四十七年的俄罗斯文馆为中国第一所西方语言文字学校真的是名至实归，当之无愧。
其实康熙打算创办西方语言文字学校的念头并非肇始于康熙四十七年，早在三年前，他就下过一道令人难以置信的圣旨。当时大学士进呈俄国贸易来使之公文，附翻译之文。康熙阅后，谕曰：“此乃喇提诺（拉丁文)、托尔乌祖克、俄罗斯三种文也。外国之文，亦有三十六字母者，亦有三十字、五十字母者。朕交喇嘛详考视之，其来源与中国同，但不分平上去声，而尚有入声，其两字合意甚明……中国所有之字，外国亦有之，特不全耳。”
由此可见康熙的语言学知识十分广博。在发表了此番对中外文字比较的体会后，他紧接着就发布一道谕旨：“此后，翰林院宜学习外国文字。”
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份由皇帝亲自下达的学习外国文字的谕旨，康熙的确颇有远见。中国官场的传统之一便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官吏们可以为自己尸位素餐、无所事事找出N个合理的借口。康熙的谕旨颁布之后，建馆之事便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这个被常人容易忽视的事件，实质上却使整个帝国失去了最早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机缘，在那场无声的关系到帝国生死存亡的近代化进程中，大清盛世下的隐患已渐渐凸显。当康熙的远见与官吏们的拙识相抵触时，康熙并没有进一步采取果断措施，原因在于庞大的帝国机器若想换一个方向运转实在困难，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和冗繁复杂的封建礼教注定了整个帝国的固步自封，也导致了康熙的许多创新之举在最后都会不了了之。
如果不是张诚去世和徐日升病退，俄罗斯文馆的创办事宜还不知要拖多久。
康熙四十七年三月初八，康熙在南苑召见大学士马齐，令其“询问蒙古旗内有愿习俄罗斯文者，具奏”。翌日马齐即将此事交付侍读学士鄂奇尔诺木奇岱办理。第二天，这位侍读学士向马齐汇报，说已经征得愿学者七人，并具名单呈阅。仅仅七人报名自然同康熙的预期相差甚远，康熙下旨马齐“再于八旗蒙古汉军内征集学习者”。到了三月二十三日，吏部上报，称已征得“愿习俄罗斯文语之监生、闲散子弟等六十八名”，开列名册，“咨选到阁”。
当日，马齐急匆匆来到畅春园汇报工作。康熙下令：“均令习之。”并命马齐立即着手选择教师和校址，确定管理体制。马齐当即派鄂奇尔诺木奇岱会见俄国商团的商务委员彼得·胡佳科夫，请其选择善于俄文者前来任教。经过协商，俄方确定派俄国商人瓦西里担任教习，并选定在俄国商团驻地俄罗斯馆（今北京东直门以北胡家圈胡同）内支搭席棚，开始教读，后迁至东华门外北大街附近。就这样，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官办俄语学校——俄罗斯文馆，终于在康熙四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正式开学上课了。康熙在俄罗斯文馆的创办上亲自过问，精心安排，并委派心腹马齐督办相关事宜，使其在短短半个月内得以顺利开学。可以说，要不是清廷大老板康熙披挂上阵，亲自掌舵，俄罗斯文馆恐怕很难在短时间内创建完毕。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这种带有明显人治色彩的管理模式在当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治理手段，以至于到了今天，不少人还对此津津乐道，追捧有加。只是可惜的是，一人之力很难挽回整个大清的颓势。
开馆之后，经过近三年的教学，清政府发现68名学生中“能学者三十余名，不能者三十余名”，于是举行考试汰选，只留下27人继续学习。此后，俄罗斯文馆的学员数基本上保持在25名左右，另有少数候补学生，遇有正式学生升迁或病故等情况，即于递补。
关于俄罗斯文馆学生的日常管理与升迁状况，清人何秋涛有过很详尽的描述：“内阁俄罗斯学亦谓‘俄罗斯馆’。会典内阁云俄罗斯馆专司翻译俄罗斯文字。选八旗官学生二十四人入馆，肄业五年后考试一次。一等授八品官，二等授九品官，三等不授官，皆留学。八品官再考列一等授七品官，九品官再考列一等授八品官。其不及原考等第者各照现考等第分别降级留学。七品官又考列一等，以主事即补。额设助教二人。于教习内奏补教习，即于考得职品各员内派委。以蒙古侍读学士或侍读一人充提调官，专司向稽察课程。再由理藩院派委郎中一人兼辖此官制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