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中国史家总是习惯戴上阶级分析的眼镜把各色人群标签分类，谁一旦被扣上“剥削阶级”这顶帽子，就像惹上瘟疫，人人唯恐避之不及。实际上，“阶级”一词纯属西方舶来品，谈“阶级”首先得知道什么是“贵族”，才能按身份划分出个三六九等来。用这个标准看中国史，秦朝以前还讲“封建”，什么是“封建”？简单说，就是君王根据血缘的尊卑亲疏切割出一块块辖地，皇亲国戚在各自的封地里作威作福，说一不二。秦以后是流氓当道，连皇帝都丢了高贵的血统，一般人的血脉就更没什么正宗可言。艺术标准更是坏了章法，失了定力，在高低之间来回乱串，失去了贵族生活本来该有的味道。所以有人说了句极端话，认为秦以后根本没艺术可谈。
若换个标准，汉代以后还算是留着点贵族的尾巴，如魏晋时期仍讲“门阀”，做官选人都要看门第出身。血统品级虽早已不那么纯粹，没有了先秦那般严格的宗子继承关系，宗法谱系也丢散得几乎没影了，可场面上的事还得靠世家大族支撑门面。魏晋时期南北地理空间尽管裂成两截，二百年间相互对峙下来，双方人才的分布还是逃不出几个大姓的掌控，他们不但互相联姻，而且家教谨严，甚至在家里没事就操练朝章国典，门族个个正襟危坐，家中日日钟鼓礼乐，确是以后稀有的景致。所以从魏晋一朝历数下来，还是累积了一些对品味的甄别标准。
近世某些史家嗅到了这股残留的贵族气，钱穆先生就曾说过，西方有阶级无流品，中国有流品无阶级。“流品”往往表现得散漫无形，若隐若现，却是区分“雅”“俗”的标准，在日常生活中被活泼泼地用着，其中散发出的味道很难用西语刻画。如官和吏就分两途，给官员做跟班的吏胥被人瞧不起，教书人和衙门里办公文的师爷也有清浊之分，地位大不一样。在科举制度中同样有“清流”“浊流”之别，进士及第算是清流，秀才举人则沦为浊流，只能沉淀在底层。
最近重读邓子琴先生的《中国风俗史》，邓先生有一个近似的说法，他以“品度”“伦际”观察中国风俗之变。他的意思是，古人有自己一套品评人才事务的标准，每朝每代均不一样，没办法用现代词语准确描述。比如他概括南北朝的品度是“谐谑”“歌咏”“游陟”，北宋是“士气中心时代”，则有“宽厚”“沉静”“淡泊”“好学”之风，明代士人被说成“刚劲”“强毅”“刻苦”，清代流行“雍容”“细密”“推延”“条理”的风气，这些描述都是从古书中归纳凝练出来，非常符合当时人的生存状态。
如果细细按照品度赏鉴各朝人物，倒是像一幅形态各异的风俗百图。比如东汉的异议人士被形容成“匹夫抗愤，处士横议”，这些士子“激扬名声，相互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彼此借力推广声誉，如果一旦看不惯对方，动不动就绝交。天下名士，在他们的眼里统统被归类划等，用笔墨状摹其神态。如有“三君”（一世所宗）、“八俊”（人之英）、“八顾”（德行引人），“八及”（导人追宗）、“八厨”（以财救人）种种复杂名目，这种对人品性的归类我们现在已经很难辨别其中的确切含义，只能揣测大概的意思，无外是说这些人的精神气质多么秀出于林，夺人眼球。
所谓“品度”应与君王的胸襟气象有关。东汉士林中还有“儒学”“文章”“推士”“纠违”“阴阳”“弘道”种种说辞，不过被子琴先生评为“谨严有余，恢廓不足，制行有余，风采无闻”，大致与学术一尊、国不两才的风气有关。汉武帝雄才大略，开疆拓土，自然需要笼络各类人才。汉光武帝抄袭先祖的管理手段，但人才的多样化建设就显得弱了许多，只是大致绵延上代的路子。一般来说，事业型人物少，道德型人物就多，东汉风气淳厚，竟还有“让官”的事情发生，有人拼命想推掉皇帝加封的官爵，让给自己兄弟。现在看来这行为有点犯傻，令人不解。还有一个故事说兄弟俩被饿疯了的劫盗掳获，匪徒正准备把他们煮了喂饱肚子，不料两人争着恳求匪徒说，吃掉我吧，放过我的兄弟，真是呆得可爱，匪徒更可爱，虽然饿得两眼发晕，还是觉得这兄弟俩太过仗义，干脆把两人全给放了。
到了东汉末年，风气又有变化，影响到了对人物品度的评价。例如曹操用人只重“才”不重“德”，他说只要你有才，即使像汉初宰相陈平那样“盗嫂受金”，干出与嫂嫂通奸和疯狂敛财的不义勾当也没关系，那些“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都要荐举出来，不要有所遗漏。
随后的士人流品中有清谈之风，他们矜夸门阀，这与东汉士子好发议论批评时政的“清议”有所不同。这批门阀弟子，《庄子》中称为“膏粱之子”，相当于今天的“富二代”加“官二代”，无衣食之忧，才能放肆地胡乱说话。
魏晋士人的品度标准是要精读《老》《庄》《易》，蔑视儒家礼法，甚至对手也受了感染，好像不通晓老庄之学就根本上不了争论的台面。再有一个习惯就是重养生，大家一起吃一种药叫“寒食散”，味道和效果怎么样我们不得而知。这帮闲人对音律乐器如琵琶等极为精通熟稔，终日喝酒饮茶，放浪形骸，自有另一种风度韵味。有人形容王衍在众人中，如“珠玉在乱石间”。在姿势上，魏晋人身坐胡床，手执一种叫麈尾的道具，娓娓纵横辩论。有一次激辩正酣，热好了四次饭都顾不上吃，散伙后常常麈尾乱扔了一地。
南朝君臣有时会相互嬉戏调侃，完全乱了礼法秩序，如南朝一位皇帝召人通宵达旦地下棋，累得筋疲力尽，还做起打油诗嘲讽说，这模样“状若丧家狗，又似悬风槌”。士人还有游历名山大川的嗜好。谢灵运经常穿着木屐登山，上山去掉前齿，下山去掉后齿，有一次游览找不到出路，就专门带着数百人伐山开道，惊动了当地太守，以为是山贼出来打劫。
南宋以后，品度有变，文人开始把“道德”和“风俗”挂在一起议论。苏轼就认为国家的存亡不在武力的强弱，而在道德的高低，不在于是富是贫，在于风俗的厚薄，一看就知道是保守派的想法，常被改革派讥讽为迂阔忠厚，老成迟钝。改革派领袖王安石和司马光有个小小的争论，司马光说他好用“真小人”，王安石回答说：要行新法，旧人往往不敢向前冲，只有那些有才力的人敢于担当，等新法实行后，我会把他们统统赶走，换上老成持重的旧人守护，不是很好吗？他的原话是：“智者行之，仁者守之。”司马光说这你就错了，君子潇洒不恋位，很难说动他们出来帮忙，让他们再让位自然不难，如果小人一旦得势，就不会轻易言退，如勒令劝退，必反目成仇。后来果然有出卖王安石的小人出现，让他后悔莫及。
我们现代人习惯用忠奸善恶的品度衡量人才等级，其实是过于强调黑白两分了。邓子琴品评南宋人物时说：“主战者急君父之难，主和者审利害之势，均不必以贤奸论。”意思是，主张打仗的人固然有血性之勇，极力讲和的人也许更能审时度势，对这两类人物，应各有判断的品度。求和者的理由是，应把精力用于“内治”，休养生息，保境安民，所以南宋主和者中也有不少君子，不可纯以褒贬善恶简单对待。当然假借和议，想借机谋利者也大有人在，按品度而言，就有“柔媚”“险诐”“模棱”“怯懦”的划分。“险诐”的评价源于一个故事，说一个叫胡纮的人拜谒朱熹，朱熹一般用米饭招待学生，胡纮作为客人也不例外。胡纮很不高兴，不相信山中居然搞不到一只鸡和一杯酒，觉得太受怠慢，于是离开后上书大骂朱熹是煽动伪学的头子。
到了明代，特别影响品度判断的是一种“乡谊观”。同乡按照行省划分是从明代开始的，各护乡情的情况随处可见，这就超出了一般的乡土情缘，颇有一点政治联谊的味道了。
明代士人还有一个毛病是好在某个问题上争得你死我活，这一点与南宋辩论是“和”是“战”的国策大局，气象颇有不同。明代争的是帝王立统的家事，如明末的所谓“三大案”，就是在反复争执哪家皇亲宗室应该继承皇位，纯属宫闱私事，结果闹得鸡飞狗跳，撕破脸皮，最后沦为党争，沾染上恶名，所以才有东林未必皆君子，反东林未必尽小人的说法。加上受阳明禅风影响，一时间士风激荡，讲学以诳诞放逐为美，似乎满街都是圣人。有传说颜山农在收徒时必先打人三拳，才收为弟子，可见放荡得有些无边了。
进入清代，君王以蛮夷身份继承明代大统，自然从心理上感到自卑，容易多疑猜忌，文人行为一旦放诞起来，常常激起满人联想，觉得汉人在重演南宋鄙视胡人的旧把戏，加之言路阻断，官僚苟且，品度的标准自然再起变化。清代多称赞某人谨厚、廉静、退让，认为是“大人”的品格。有人批评说，这种苟且不过是“乡曲之行”，哪里有什么大人的气象。“大人”的标准应该是在治理国家、维护社稷方面刚毅果决，为天下长久考虑，即使和皇帝闹翻散伙也在所不计，不会计较个人得失，投缘则留，不投缘则去。
事实却是，大多数官员左顾右盼，生怕乱发议论惹动众怒丢掉官位，不如貌显敦厚，静观不语，才能安坐无患，又可轻易博得廉退不争的美名。清朝被称为“贤人”的人物多属此类。有人感叹，当他们峨冠博带从容踱步于宫廷之内，真是仪态雍容万方，内心深不可测。故时人评价当时士风说：“无其才而冒其位，安其乐而避其患。”在此种风气之下，争论之风自然止息无闻。士人的品度是社会风气的一种风向标，由此可窥见清人的整体风貌。
晚清民国时期，西风已渐渐侵入国人肌体，功利思想流行无忌，越来越不受儒术枷锁的限制，品度自然又起变化。近人多把国人优胜劣汰思想的勃兴归于西方进化论的影响，实则中国先秦墨、法、纵横诸派都有肯定追求利益的言论，只不过不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功利思想被儒家“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观念压抑得太苦，无法抬起头来。牟利之人必须装扮成儒家才有发言的机会。西方天演竞争理论的输入，明目张胆鼓吹逐利优先，恰可与古代功利观接榫，摆脱儒术束缚犹如打开潘多拉的盒子，放魔鬼横行于世，遂使文人“品度”风格大变。
晚清面对西方势力的反复蹂躏，无法从容应对，历代品度中的“清议”一项自然增添了新的内容。如道咸以来，清议渐渐成为抵抗西方污染的代名词，只要批评西人器技之学就容易获得“清名”赞誉，犹如古人“气节”附体，顿时激扬亢奋。甚至以是否反对洋务作为区分清流浊流的新标准，如吴汝纶就说过：“近来世议，以骂洋务为清流，以办洋务为浊流。”清流党阵营内的辜鸿铭不满李鸿章的理由是认为他只知有“政”，而不知有“教”，用人完全出于行政能力的考量，但论功利，不论气节，但论材能，不论人品。看上去和过去讨论品度的词语很像，只是内容更显新潮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