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明的孩子》一文中，约瑟夫·布罗茨基曾如此写下：“文学批评只有批评家在同一个心理学和语言学观察层面上运作的时候才有意义。现在的情况是，要谈论曼德尔施塔姆，不管是用俄语还是英语，都只能严格地‘从下面’来谈论。”对我而言，谈论卡尔维诺和他的《树上的男爵》面临的是同样的境遇，我只能严格地“从下面”来谈论，带有仰视的视角——你可以从多个层面来理解“仰视”这个词。伊塔洛·卡尔维诺是我的背后神灵，在初读的时候已是如此，我确信在我们之间存在某种的秘密血缘，甚至相信阅读过他作品的作家都会深受他的润泽，作为受益者，我当然自觉不自觉地会“严格地”保持谈论的谦敬；伊塔洛·卡尔维诺的言说具有高度和超拔的幻想性，他让自己的写作“和上帝发生着关系”；更为显见的则是“物理层面”的，他让12岁的柯希莫离开饭桌和“我们的”日常攀登到树上，并施展魔法，让男爵在树上度过了自己的一生。某种引力管辖着我和我们的双脚，我只得从枝干和叶片的掩映中，“从下面”来言说、分析和运作，试图理解和体味那种别样。
“树上”当然是一种象征，“树上的生活”也是，卡尔维诺化虚为实，将理念的烟塑造成具体的魔鬼（像一则阿拉伯童话里所做的那样，也像他在《分成两半的子爵》和《看不见的骑士》中所做的那样。我们需要一个善恶、黑白截然分开的世界，并曾尝试将恶和黑从人类生活中剔除，卡尔维诺便创造了被分成两半的梅达尔多·迪·泰拉尔巴子爵，让他演示这种可能和可能的问题；意志的力量被不断夸张强化，卡尔维诺便创造了一个“凭借意志的力量和‘对我们神圣事业的忠诚’”．的无形骑士，让他演示这种可能和可能要面对的荒谬。），他把传说、历史、记忆、思考、想象、理想和一切纷杂之物聚拢在一起，念动咒语：于是，柯希莫·皮奥瓦斯科·迪·隆多从有墨点的纸上诞生，离开平静、习惯的现实日常一路攀援到树上去，承受起高处的可能和它的“全部必然后果”。在这里，卡尔维诺不是描摹、复制、展示一种现实，而是“激活”一种现实，用“可能性”替代现实中的已有发生——其实这种方式是极为古老的，从神话、童话和传说中一直延脉着的，只是在卡尔维诺和他同时代的作家那里，这一古老被赋予了现代性，有了“创造感”和新的可能。我极为看中作家的创造，这不仅是能力的问题，绝非那么简单。我认为，作家笔下的世界应是独立的，彼岸的，差异的，他可调用这个世界存在的一切之物，但在“创造”中，幻想、幻觉和理想会以一种精微的、粘稠的、飘忽的、意外的甚至戏剧化的方式加入进来，他所书写的世界可与我们目力所及的此生此世有着巨大不同。它和生活不像，是因为表象化的生活已经越来越浑浊混乱，碎片化，缺乏概括性和重心，而纷繁、混乱又平庸的日常又时常将孕育于蚌体里的珍珠压积于灰尘和杂物之下难以呈现，而写作，尤其是产生了电影、电视和音频之后的文学写作，它无法被其他学科代替的最大价值就是在于它能够创造一个差异的世界，能够用艺术的并只有艺术的方式才能发掘和呈现的中间地带……在我来看这属于作家们的“天赋魔法”，任何对它的禁锢都有画地为牢之嫌。让柯希莫“脱离生活”而攀登到树上，这点和卡夫卡在《变形记》里所做的一致，和布鲁诺·舒尔茨在《鳄鱼街》中所做的一致，和君特·格拉斯在《铁皮鼓》里所做的一致：他们共同探寻的是人类生活的可能性，更本质的是精神生活的可能性；他们在我们习惯不识不察的幽暗区域发现了风暴，并将这杯水里的风暴津津有味地放置在显微镜下——他们用极致的方式将问题提供给我们，将他们的思考提供给我们。用象征的或者说幻想再造一种“太不一样的生活”，一是出于“艺术”自身魅力的考虑；另一则是，“放大呈现”有利于展示宿寄于我们日常中的那些神经末梢一样分布的微点（它有些过小，在现实情境下很容易被忽略，尽管它可能蝴蝶效应般影响到我们的判断和行为。）；更为重要的，是作家的趣味，是他的兴趣使然。他和他们，有那种超乎寻常的灵性，他和他们不满足被困囿的现实束缚，他和他们，愿意在幻想和幻觉中冒险。
“我将先讲我对他情有独钟的主要理由，这就是我在博尔赫斯那里认识到文学理念是一个由智力建构和管辖的世界。这个理念，与20世纪文学的主流格格不入，应该说是背道而驰。换句话讲，20世纪文学主流是在语言中、在所叙述的事件的肌理中，在对潜意识的探索中向我们提供与生存的混乱对等的东西。但是，20世纪文学还有另一个倾向，必须承认它是一种少数人的倾向，其最伟大的支持者是保罗·瓦莱里（我尤其想到散文家和思想家瓦莱里），他提倡以精神秩序战胜世界的混乱……”这是卡尔维诺在谈及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时所说的话，将它用在卡尔维诺身上同样合适：我对卡尔维诺情有独钟的理由，也是因为他的文学理念是一个由智力建构和管辖的世界，他和他们让小说这种世俗文体从简单的说书人角色中摆脱出来，成为丰富有趣的智慧之书。“我把我的思想寄托于这本书中，我不知道用其他的方式表达。”——《树上的男爵》第三十章，卡尔维诺借柯希莫弟弟也就是虚拟的作者之口说出，我相信它是真诚而重要的，他向我们表明，这部故事之书所呈现的，是由智力建构和管辖的世界。他试图追踪一个个人，试图为其精神秩序建立相对清晰可信的图谱……对于《我们的祖先》三部曲尤其是这篇《树上的男爵》，我当然是一再重读，每次的重读也总如初读那样给我带来发现，我端着一碗水，提着一桶水，将装满的洒水车开进来，随着年龄、阅历和经历，我将一条江的水注入进去……它依然不能被注满，它总有我无法穷尽的宽阔区域。
12岁，还是少年的柯希莫开始他的“树上生活”，他的全部时间和命运都在这个距离地面几米的空间里安置下来，直到“升入了天空”。无疑，柯希莫的生活与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不像，就像格里高尔·萨姆沙的甲虫生活和我们所有人都不像一样——但，柯希莫是有生命的，我相信它取自于卡尔维诺的肋骨，就像格里高尔·萨姆沙也取自于卡夫卡的肋骨那般。攀登至树上的柯希莫，变成甲虫之后的萨姆沙，携带着写作者的血肉和因此的疼痛，“替代”写作者的内心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并承担那些艰难的甚至是灾难的负重。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极为少数的作家肯于并有能力将自己的肋骨抽出以完成创作，用“他者故事”言说自我和自我之谜，将自己的心血、力气和精神纠葛放置在里面，而不是按臆想的成功学配方和对未来的讨好进行勾兑。
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曾言到，如果他在战争中死去希望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上简单的几个字：“那个个人。”那个，个人，无疑，从肋骨中诞生、带有明显卡尔维诺DNA印迹的柯希莫男爵就是那个个人，他用一生践行和致力的，就是成为具有现代性、独立性和思考力的个人。第十四章，卡尔维诺甚至安排了柯希莫和父亲的一段有分歧的对话，让他自我阐释：
“你记得你是迪·隆多男爵吗？”
“记得，父亲大人，我记得我的姓氏。”
“你希望自己配得上你拥有的姓氏和爵位吗？”
“我将尽一切努力以更配得上人这个称号，我将具备他的一切品质。”
那个个人：柯希莫成为“个人”是由饭桌上的反叛开始的，他反叛的是延续至呆板的旧规则、刻意与虚荣、“符合身份的义务”和按部就班，反叛的是不合时宜的思想还有姐姐太具想象力的烹饪（攀援到树上的最初原因，就是柯希莫拒绝食用由姐姐巴蒂斯塔的蜗牛汤和蜗牛做的主菜）……反叛行为当然是一种难以以尺度衡量的混杂物，它在能够言说的部分之外还有诸多的模糊，包括荷尔蒙冲动和少年成长中为反叛而反叛的故意……这是个开始和支点，就像克尔凯郭尔把“个人”看成是哲学的开始和支点那样。接下来，柯希莫的选择却有着贯穿的决绝，他将自己的一生固定在树上，把“不再踏回地面”当做加于自己的唯一禁令——随着年龄的增长，反叛的故意和原始冲动慢慢减弱但“反叛”作为一种内心原则则被始终地保留着，一直渗透在他的每个行为里。这反叛让他拒绝了为姓氏和爵位的刻板承担；拒绝了惯常的道德逻辑成为面包师、菜贩子和马蹄铁匠以及“小流氓们”的朋友，大盗贾恩·德依·布鲁基的朋友；拒绝了流亡贵族乌苏拉两个章节的爱情而成为一些风流韵事的影子主角，直至和任性骄纵的风雅女人薇莪拉沉陷于“吵架一样疯疯傻傻的爱情”里，直至拒绝和遭到薇莪拉的拒绝。这“反叛”甚至也让柯希莫拒绝了某种固定立场，他为穷苦人提供也为贵族们提供，为大盗提供也为森林的防火防盗提供，甚至，为敌对、战争着的双方军队提供着某种帮助。柯希莫的反叛还表现为对某些教义和某些知识的反叛，他不仅仅遵循已有，不是那种书斋里的知道者，而是希望从各种经验中博取，选取他认为合适的与合理的，并努力合一，作用于实践，将主意贡献给他人（“我知道当我比他人有更多的主意时，我把这些主意贡献给他人。如果他们接收了，就这是指挥。”《树上的男爵》第十四章。）。而且，在对待和运用这些知识的过程中，柯希莫的态度与方式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知识分子式的，他不建立严格体系，不遵守文体规范，不建立确信也回避歧意，他拒绝了合规的那些，而让自己的说出成为一种僭越：“他开始写一份《一个建立在树上的国家的宪法草案》，在其中描写想象中的由正直的人们居住的树木共和国。他开头写的是一篇关于法律和政府的专题论文，可是在写的过程中，他的虚构复杂故事的本领占了上风，后面插入了惊险情节、决斗和色情故事，有一章专门讲婚姻问题，变成了一本杂记。”（《树上的男爵》第十九章）“柯希莫想虽然是一份《控诉书》，写得这么凄惨也不是美事，他想出一个主意，要求每个人写出他最喜欢得到的东西。每个人重新往那本子上写上他的要求……”（《树上的男爵》第二十六章）
柯希莫的“反叛”还会针对于自我和自我的建立，譬如他的“野外共济会”，譬如他的“诉苦书和希望录”，譬如“柯希莫，这个现在不知厌足的情人，过去是一个信奉禁欲主义、苦行主义的清教徒。他一直在追求爱情的幸福，但一直都是对肉欲怀有敌意。他甚至怀疑接吻、抚摸、喁喁情话减弱或取消了原始的快感。是薇莪拉使他产生冲动，他同她做爱之后从没有感到过神学家们所说的那种沮丧……”（《树上的男爵》第二十二章）如果一种建立的过程慢慢远离了他的真实感受和初衷，柯希莫便会生出反叛，对此进行拒绝。“我不会服侍我不再相信的东西，不管那是我的家、我的祖国或者我的教会；我要尽可能自由地、完整地以某种生命或艺术的模式来表达自我，用我容许自己使用的仅有的武器——沉默、放逐、隐瞒——来自我防卫。”（乔伊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那个个人，是20世纪以来渐渐闪现起来的萤火之光，在漫长午夜的巨大幕布中。
当然，成为那个个人，仅有反叛是不够的（尽管它是最最重要的），他还需要另外的“一切品质”，譬如对阅读和学习的极大兴趣，“愿意使自己成为有用的人，喜欢为别人进行一种必不可少的服务。”蓬勃的好奇心，对具体事务的兴趣，对集体生活的爱好和对“文明社会”的离弃，苛刻的自我律令和游戏精神，对幽暗、隐秘的发掘与尊重……当然，在“那个个人”那里，在柯希莫那里，“心中有一个关于人类社会的理想。每次当他着手把人们联合起来，或者为了某些具体的目的如救火护林、打狼自卫，或者成立行会时，诸如锋利磨刀、光明制革之类的，他总是在黑夜里把人们集合到森林中，围坐在一棵树下，他就在那棵树下演讲，总是会产生出一种密谋的、宗派的、异端的气氛，在这种氛围中他的话题很容易从具体讲到一般，从关于从事一种手工技艺的简单规章制度浑然不觉地谈起建立一个公正、自由、平等的世界共和国的蓝图。”卡尔维诺还提到，在《一个建立在树上的国家的宪法草案》之后，他还完成并发行了一部《共和体城市的宪法草案以及关于男人、女人、孩子，包括鱼鸟和昆虫在内的家养的动物和野生的动物、高秆植物、蔬菜、草本植物的权利的声明》……
附着于这个个人身上的并不都是晶亮之物，这个个人是一个复合体（少年时，他经常向地上的人们挑衅，从父亲嘴里得知他还偷佃户家的杨梅；中年时的风流韵事以及种种奇怪举动。），甚至有着种种的相悖，种种的相悖也在相互争吵，其一贯性却是恒定的。“许多年以来，我为一些连对我自己都解释不清的理想而活着，但是我做了一件好事情：生活在树上。”（《树上的男爵》第二十九章）
纳博科夫在他的《文学讲稿》中言称，“对于一个天才作家来说，所谓的真实生活是不存在的：他必须创造一个真实以及它的必然后果。”被创造出来的柯希莫作为“那个个人”，此时，应当要承担他需要面对和承受的必然后果了。
一生生活在树上，他首先需要攀援的技能，这点儿，卡尔维诺早早地塞给了他，还让“弟弟”为他带来不滑下去的保障：滑轮，钩子，钉子和绳索。他需要动机和持续力，在这个艺术天地里，卡尔维诺用他天才的方式不断助推，让它变得真实可信。他需要食物：开始，这些由家人提供，随后由他狩猎获得（卡尔维诺为他准备了佩剑和枪），由他用狩猎的猎物和当地农民交换获得，再后来，那只被他称为“矮脚佳佳”的小猎狗成为辅助，它还把和薇莪拉之间断开的线头巧妙接在了一起。他睡在哪里？下雨刮风怎么办？第八章，一场大雨将“我”和雨伞送进了柯希莫搭建的房子，“一时我觉得这是一座宫殿，但是马上就感觉到它很不牢固，因为里面已经有两个人，平衡就出现问题，柯希莫不得不立即修补漏洞和塌陷……”后来，卡尔维诺又让柯希莫“找到用皮囊过夜的办法”，为他的图书建筑了“各种悬垂式图书室”。他需要穿衣，于是学习了裁缝的技术，修剪树木等劳动所得也使他有些可支配的零钱；他口渴了怎么办？要不要洗澡？这些问题在第十章得到很好的解决，在第十章，卡尔维诺还为解决柯希莫的“大小便”问题安排了符合逻辑的去处，“年轻的皮奥瓦斯科·迪·隆多就这样文明地生活着，遵从邻居和家人的行为规范。”
他需要恋爱，他需要向远处走走，他需要学习知识和使用智慧，他需要言说和表达；他可能要面对风霜雨雪，可能要生病和苍老，可能要……卡尔维诺为自己的这根肋骨想到了这些可能，并为他精巧地、不着痕迹地安置了解决之道。像一台庞大的、齿轮咬合的精妙机器，卡尔维诺的技艺和智慧当然让我叹服，然而在这些之外，在生活的疑难和克服之外，我更关心的是，“这个个人”所要面对的精神境遇——这个个人，他本身也更看中精神生活。
在底层民众中：柯希莫是一个贵族，他携带的这一身份始终是个符号，也始终是个区别；他曾召集过消防队一类的组织，“发现了自己组织民兵和领导群众的能力。”然而这个个人并不热衷于权力只习惯于“把意见贡献给大家”，他懂得集体会产生出最强有力的人物但自己对此却缺乏兴趣。于是，他们评价他：“他竟然是这样的能干！”“他毕竟办成了一些事情。”接着，卡尔维诺剥掉表面的壳，“那语调就像是有人要对信奉异教的人或是对反对自己的人做客观的评价，故意显示自已的心怀是如此宽广，也可以容纳与自己见解相差甚远的思想。”（.《树上的男爵》第十四章）“那时已经出现一种社会风气，把任何事情都看成是贵族们的时髦玩意儿，是他们许多怪癖之一。总而言之，虽然一个比较宽容的时代正在到来，然而它更虚伪了。”（.《树上的男爵》第二十三章）——他们，还把柯希莫看成是疯子，某些顽童和闲汉会在树下对他起哄，若不是他的某些可贵做法尤其是对身份的敬畏，他们也许会朝他身侧的鸟开枪（朝男爵开枪的事也确实发生过，在他被种种风流韵事纠缠着的时期）。在这个群体中，他是个外人也是个怪人。他像石子无法溶解在水中。
在知识分子中：当“这个个人”形成的初始，他曾和欧洲诸多的知识分子有书信的交流，而随着时间、经历、经验和……书上说，柯希莫在核桃树上写作《一个建立在树上的国家的宪法草案》，“他寄了一个简写本给狄德罗，署名很简单：柯希莫·隆多，百科全书的读者。狄德罗寄回一封短信表示感谢。”书上说，“我”在欧洲遇到哲学家伏尔泰，“他问我：‘骑士先生，这位像猴子一样生活在树上的著名哲学家就是在您的家乡吗？’我感到很荣幸，情不自禁地回答他，‘阁下，他是我的兄弟，迪·隆多男爵。’伏尔泰非常惊讶，也许因为有那种表现的人的兄弟竟然是显得如此正常的人，他开始问我一些问题，比如：‘您的哥哥待在那上面，是想上天吗？'‘我哥哥认为，’我回答，‘谁想看清尘世就应当同它保持必要的距离。’伏尔泰非常欣赏这样的答复。‘从前，只是大自然创造生命现象，’他总结道，‘现在是理智。’老哲人开始了关于他那虔诚的一神论的宏论。”书上说，在柯希莫和薇莪拉产生浓烈爱情的时候，他将自己的经历、体验和思考，“进行哲学上的探讨，写了一封信给卢梭，也许搅得卢梭思想混乱，他没有回信。”——在诸多传统知识分子那里，柯希莫也是个难以理解的另外，异数，他写下的是不断跳跃、有太多旁逸和超出常规的幻想的混杂物，多少带有“精神错乱”的性质——对于溢出和超常，知识分子们用不同的方式回避和沉默，或断然地以自己能够理解的方式理解，他，被忽略着。他言说的那些（也许实质上更有价值）不被作为知识存留，“没有人认真看待它，它成了一堆死去的文字。”（《树上的男爵》第二十八章）
在现实政治中：他参与，甚至是首要组织者，但因为缺乏领导欲（“一旦共同的问题得到解决他就感觉做一个孤独的个人更适合些。”“他自然是一个同他那个时代盛行的一切各类的人的集合群体格格不入的人。”）而必然逐步走向边缘——人们需要一个有力量的强者，哪怕这个强者最终让他们感觉不适，恐惧和厌恶。人们渴望服从，让另一个大脑替代自己的思想，自己顺应潮流行事就是了。柯希莫在翁布罗萨共济会中的参与是书中较为着重的一笔，我们看到，“共济会会员们承认他的高超的学识，让他加入支部，并委任他一些特别职务，因此引入大量新的礼仪和象征物。”“从后来那里保留下来的关于最初的礼仪的记载中，可以看出男爵的影响，只要看看入会仪式就足以资证：新教徒被捆好，让他们爬到树顶，然后用绳子吊放下来。”（《树上的男爵》第二十八章）这个始终热爱着大地的个人，这个能够希冀把主意贡献给他人的个人，他的贡献仅仅在于仪式化的形式，而核心的、内容的部分，则在变异、置换、篡改和忽略中消失殆尽。现实政治貌似尊重了他的头脑但实质上却是更深也更决然地将他抛在了外面。
那么，作为贵族，他在权贵者的眼中——轻视，嘲笑和虚伪的宽容是可以想到的，他已经不是他们，不再是，而是一个缺乏责任感神经错乱的疯子，甚至他的智慧也会遭受嘲笑。书中，有一段加冕后的拿破仑皇帝对“住在树顶上的爱国志士”的会见，他描述得精彩、戏剧而包含丰富。为显示自己的博学也为其他，波拿巴·拿破仑试图借用典故，可他却一直想不起来；最终，他在柯希莫的提示下想起那是亚历山大同第欧根尼的会晤：“拿破仑打榧子，表示他终于得到了他一直寻思的话。他用一个眼色示意随行的大臣们，注意听他说话。他用极好的意大利语说：‘如果我不是拿破仑皇帝的话，我很愿做柯希莫·隆多公民！’他掉转身走了。他身后随从们头上的二角帽互相碰撞，弄出一阵响声。”叙述已经消解了所谓的荣耀，尽管拿破仑皇帝送出的帽子足够高大，但它只是语词，包含着虚伪、夸张和轻飘，当不得真。当这顶高帽送出之后拿破仑甚至没有停留，对他来说，对“住在树顶上的爱国志士”的接见是个象征，作为新任的皇帝他需要姿态，至于树上的那个个人，是柯希莫还是第欧根尼还是其他人，很不重要，而随着他的转身一切都已结束，那个面目模糊的个人也许会是多年之后偶尔想起的谈资，仅此而已（称柯希莫·隆多“公民”本身也包含了诸多潜在的意味）。
在底层民众中，在知识分子中，在现实政治中，……“那个个人”都呈示了强烈的格格不入，他是异质性的沙子，他拥有的知识和智慧无法保障他成为“权威”和强者，恰恰相反，使他成为了弱的和更弱的，但他可以书写。那，在自我的知识和言说中，他又遭遇了什么，他能否完整、明晰、准确地表达出来？不能，依然是，不能。第二十四章，小说寓言化地说出了“那个个人”在言说时的可能境遇：“他往一棵核桃树上搬去一张长桌，一个排字夹柜，一箱字母，一玻璃酒坛油墨，整天忙于排版和印刷。有时候在排字夹柜和纸张之间落下一些蜘蛛、蝴蝶，它们的形象被印到了书上；有时候一只睡鼠跳到油墨未干的纸上，尾巴把整张印好的东西都扫脏了；有时候松鼠拿走了字母盘里的一个字母，它们把字母带回洞里，以为是可以吃的东西，比如拿大写的字母Q，它那圆而带把儿的形状被当成是一只水果。柯希莫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在一些文章中用大写的C凑合着代替。”蜘蛛、蝴蝶被印在书上，它们是不合规的意外，也并非言说中的应有之意；而睡鼠尾巴所做的，则是让他的言说变得模糊和混沌，对它的理解只得依靠猜度来完成，而这猜度可能是正解也可能是误读。最让我感叹也最让我心酸的是C对Q的代替：它标明，依靠语词的说出和真实想法之间有着不可弥补的分歧，尽管我们足够小心、经心，这个语言的世界也只能建立在折光之上，误读和误解在语词产生的最初就已经开始，难以避免。崔卫平说过，“我们几乎在说任何一句话时，都不能不是腹背受敌的。在刚刚表达完思想的第一秒钟内，就会产生一个念头：需要另一篇文章，来表达与其相反的意思。”卡尔维诺的所说大约也是。升出水面的冰山并不是冰山的全部，更多更重的部分只得淹没在下面的无法言说之中——但我们又不得不依赖语词，“凑合着代替。”
《树上的男爵》，卡尔维诺用寓言的方式、小说的方式写下那个个人的生存史，让他按照“理想”的样式成长也让他承担着必然后果。得承认，我如此对它情有独钟的另一理由，还因为我也是“那个个人”，这个攀登到树上的柯希莫也取自我的肋骨。日常中的我当然只能生活在地面上，就像柯希莫的弟弟那样，“我把我的思想寄托在这本书中，我不知道用其他的方式表达。我始终是一个冷静平和的人，没有强烈的激情或狂热，是一家之主，是世袭贵族，思想开明，循规守法。政治上的急剧动荡从来没有使我经受大起大落，而且我希望如此继续下去。可是内心里，又是多么地难过哟！”
尽管有学者称欧洲人为“小说之子”，认为在欧洲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小说（及一切艺术）的作用是明显的，是基石之一，但贮藏于小说（及一切艺术）中的那部分“智慧”依旧遭受着普遍的漠视，就像柯希莫的言说所遭遇的那样。追求可理解的明晰、体系、确然和宏观是人们的普遍心理，何况，多数人属于汉娜·阿伦特所指称的“无思无虑者”，他们渴望一个善与恶能够被清楚区分的世界，习惯在理解之前判断，愿意追随“时代精神”并与之保持“正确”的一致……从这点上，柯希莫注定孤独，“那个个人”注定孤独，贮藏于小说里的智慧注定孤独。卡尔维诺用一束追光跟踪着这个以自己肋骨创造出来的个人，让他牵扯着自己的疼与痛，并让尚有连接的毛细血管为这个创造物不停地供血，直到他变得苍老，直到，他搭乘偶尔飞过的热气球离开“升入到天空”。无可否认，那个个人，生活在树上的个人对于大地、人类的爱甚至远超不曾离开地面的“我们”，但在最后，他余下的气力还是用在了“反叛”上——不，不是不肯和解，柯希莫的“反叛”尽管底线清晰但也从未尖锐过，变成一种有意的姿态，他只是，愿意将自己的一生全部地交给自我的精神原则——他，做到了。当然他为自己的做到也付出了可观的代价。
“在所有小说的心脏里都燃烧着抗议的火苗。虚构小说的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过不上小说里的那种生活；阅读小说的人（他相信书里的那种生活），通过书中的幽灵找到了为改善自己生活所需要的面孔和历险的事情。这就是小说的谎言所表达的真情：谎言是我们自己，谎言给我们安慰，谎言为我们的乡愁和失意做出补偿。”——巴尔加斯·略萨在他《谎言中的真实》这样宣称，他说出的，即是我阅读《树上的男爵》时的感觉，我找不到更为精确的表达。小说如此，小说应当如此，这，是卡尔维诺和所有伟大作家给我的教益。
“我写了四十年小说，探索过各种道路，进行过各种实验，现在该对我的工作下个定义了。我建议这样来定义：我的工作常常是为了减轻分量，有时尽力减轻人物的分量，有时尽力减轻天体的分量，有时尽力减轻城市的分量，首先是尽力减轻小说结构和语言的分量……”在《美国讲稿》中，卡尔维诺这样写到。是的，卡尔维诺的小说始终有种特殊的“轻逸感”，甚至是童话性——他的减法与20世纪以来的小说显然驰向背道，无论是从故事上，结构上，语言上。《看不见的城市》与《命运交叉的城堡》等小说的复杂性在于逻辑线条上，在于整体的勾连上，但就每一个独立的故事来说都是不复杂的，轻逸的，简笔的，它的故事往往可以做到复述，甚至可以读给儿童。我的儿子李逸君就在他十几岁的时候读过了《我们的祖先》，并且读得津津有味，并且，在我为朋友讲述《树上的男爵》时悄悄为我指出我的记忆错误。卡尔维诺有意减轻着重量，在诸方面。无疑，这是一个巨大的冒险。
当然是巨大的冒险，因为某种时代精神总是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人和人的判断，这种时代精神也具有着强大的合理性并不完全是一种错谬的流行。是的，对流行思想的不思考是文学的敌人，但多数时候这一思考是建立在基本平行或者大致认同的基础之上的，当米兰·昆德拉提出“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的精神，每一部小说都对读者说，‘事情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简单。’这是小说永恒的真理”的时候，他的自信来自绝大多数作家（尤其是那些伟大作家们）的普遍共识。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之上，19世纪以后的小说（其实之前也是）越趋复杂繁重，交响感也越来越强——我相信这一趋势在今后的时代中还会加强，进一步加强，在我看来君特·格拉斯和萨尔曼·鲁西迪已经前瞻性地开拓了路径，虽然这一路径还有待更多的写作跟上。我认可这一趋势，信任这一趋势，同时赞扬这一趋势，但我也承认卡尔维诺所提出的警告：“有时候我觉得世界正在变成石头。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都在缓慢地石头化，程度可能不同，但毫无例外地都在石头化，仿佛谁都没能躲开美杜莎那残酷的目光。”重量感、繁厚感并不等同于石头化，但渗在内部的趋向还是有的，或多或少。
柏尔修斯是成功地砍下美杜莎脑袋的唯一英雄——我想卡尔维诺也是，尽管说他是唯一性或许武断。在20世纪的文学版图中，在经典性的文字中，卡尔维诺是个“灾变”性的异数，是反方向的钟，恰是这一不趋同的“灾变”让人耳目一新，他，展示了新可能。
没错，卡尔维诺笔下的人物并不复杂，似乎每一个人都只负责携带一至两种可能向度，更多的时候只负责一种，譬如《树上的男爵》中的父亲，母亲，姐姐，律师骑士，包括大盗贾恩·德依·布鲁基；“我”在其中甚至更为简化和简洁，更多是叙述者的身份而不是参与者的身份。卡尔维诺有意将每个人物所携带的向度强化至小有夸张，一方面这是出于有趣的考虑一方面则是便于引发思忖，对他们行为和精神向度的思忖。甚至可以说，卡尔维诺笔下的人物都有些“概念化”，是明确的“概念”的产物，他们身上的征质极为容易总结，尽管这一总结性并不影响故事的趣味和人物行为的丰盈。卡尔维诺掌握着“概念”和“故事”的危险平衡，在他强概念的小说中，负载了概念与理念的人物无一不生动，无一不携带着气息和妙趣。
当“我们的故事”越来越趋向复杂，结构越来越趋向复调化和复眼感的时候，越来越趋向多声部和“叙事纠缠”的时候，卡尔维诺反其道而行，在《美国讲稿》的“速度”一节，在谈论到“离题”的时候他坦承：“我喜爱直线，希望直线能无限延长，好让读者捕捉不到我。我希望我能像箭一样射向远方，消逝在地平线之外，让我飞行的轨迹无限延伸。或者说，如果在我前进的道路上有许多障碍，那么我将用许多直线线段设计我的行迹，依靠这些小的线段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绕过各种障碍。”卡尔维诺的小说使用的多是线性结构，像《树上的男爵》，它几乎用一种与时间并行的线性方式串起柯西莫的一生，从12岁的年纪开始，直到他离开我们的人世。在这一生中，成长和解决生活问题在一起纠缠，和对时代、政治、人类可能与知识分子的精神诉求一起纠缠，它的“飞行轨迹无限延伸”，一直延伸到最后一页纸的空白处。《分成两半的子爵》也是基本线性，《宇宙奇趣》也是……是的，在阅读卡尔维诺之前，我似乎确切地认定线性结构已不太适应当下的文学写作，它是滞后的，原始的，粗陋的，已没有太多的新意可言，它已经匮乏了新可能；然而，对卡尔维诺的阅读让我惊讶，我骤然发现我的判断过于武断，卡尔维诺就展示了新可能，他利用滞后完成了创新，他让旧枝条发出新芽，有了新花。
在语言上，卡尔维诺貌似也毫不用力，只是平常叙述，可其中总是有着某种意味的回旋，这样的句子比比皆是。譬如贾恩·德依·布鲁基的死，小说是这样写的：“当他的身体不再扭动时，人群走散了。柯西莫骑坐在吊着受绞刑者的那根树枝上，一直留到深夜。每当一只乌鸦飞来要啄食尸体的眼睛或鼻子时，柯西莫就挥动帽子将它赶开。”对于死亡，没有比它更平静的描述了；然而这里贮含的绝不像它的表面那样简单。看客们不在意尸体，在意的是大盗之死的过程，而这个盗贼是否已经无害或基本无害则不是他们考虑的，对他们来说大盗死亡即是故事的结束，但对柯西莫来说不是。在这些话里，有“理解的孤独”，也有不计利益的坚守，有悲悯和苍凉。乌鸦可以看做是象征，眼睛和鼻子应也算是。挥动帽子驱赶乌鸦的形象是柯西莫男爵的一部分，和他的内在紧紧相连。同样具有回旋感的还有另外章节中（第二十章）佳佳的“消失”：“佳佳不再回来。柯西莫天天守在白蜡树上观望草坪，仿佛可以从草地上悟出长久以来在内心折磨着他的那个东西：对于远方的思念、空虚感、期待，这些思想本身可以延绵不断，比生命更长久。”佳佳是种象征，是薇莪拉存在的象征，是他爱着和思念着的象征，是他痛苦和愤恨纠缠着的渊薮。在这段同样平静的文字里，百感交集着，并形成了有强吸力的涡流。
尼采说，“假设没有可怕的深度，就不会有美丽的湖面。”——他说得太好了，有种为卡尔维诺“量身定做”的恰应感。卡尔维诺的轻逸，简略，线性，所呈现的就像是“美丽的湖面”，可我们无法忽略在这份表面的平静下的可怕深度。
我极为看重卡尔维诺，不只是他的故事能力，不只是他的幻想和思考深度，更让我敬佩的，是他为我展示了一种我以为已经不再有的可能，一种有趣的反向，而终点，和一切伟大的文学又那样一致。
